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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现今史学界，倾向于将1981年战争的爆发，认定为必然。我不反对这个观点，四个庞大的政治实体在兴平岛一隅集中了各自的精华舰队，在为期七十天的高强度对峙中，任何一个意外都会变成点燃火药桶的那颗火星。不论是现实中的潜艇水听系统故障导致误击，或是上下级命令传达间有些许出入，都不可避免导向现在的结果。”
“我以1841年第一次太平海战争开战前夕，邦联向岛链提出‘赫尔四原则’为例，在邦联政府的认知角度里，开启谈判便意味着可能性较大的妥协。而岛链政府则视为该提案对神国精神的莫大侮辱。战后审判战犯时，大量官员表示‘四原则’的提出代表邦联无意继续谈判。邦联一方的档案记录显示‘四原则’只是谈判的第二阶段，回寰余地仍多。”
“最后，我对整篇论文做简短总结，传统政治史的治史观念已经到了尽头，以现实基础为考量的史学方法应当革新。正如战争兵器的使用者是人，下达战争指令的政客同样是人，在实证主义的大方向上，合理剖析权力与文化间的关系，以外交史为研究方向，能对当下沉闷的史学氛围，带进新鲜空气。”
一气说完三大段，顾红蝶抿着嘴用力吸着气，然后对着答辩组老师们鞠躬致意，在与会众人礼节性的热烈掌声后，她平复住心情，知道要迎来最难的硬仗。
答辩组一共五位，三个青年教师对顾红蝶这篇以文化角度剖析1981年全面战争爆发前后的长篇论文予以赞赏，就内中细节，比如某些事实的举证角度进行提问。
这属于常规问答，顾红蝶对答如流，毕竟青教总是容易对付一点，所以她朝着后面举牌子写“你好棒”的朋友们报以灿烂笑容。
她捋了捋微微凌乱的额发，拢起来，看着另外两位尚未发言的教授。
这两位皆是鬓间银发夹杂，都是一身标准的灰黑中 山装，连面容都颇为肖似，可能这年代能钻研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都是一副样子？
扶了扶金丝眼镜，顾红蝶右手边的教授先行发话，开口即是痛批：
“你这篇论文，通体都在提新史学新方法，尤其说要以新文化史新外交史做引，到头来材料不足，七八万字里的篇幅，用四份档案就想论证完整‘权力-文化’关系？一个简单的想法，想弄的那么新，那么高，非常好高骛远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