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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应星率先说道：“陛下，农为本，商为末，此亘古不变之理也。皆因商人逐利，聚拢钱财越多，便越能操控行市，小民之财皆被其剥削殆尽。因此，重农抑商，必须定为国策，不可使商贾横行天下。”
群臣闻言，纷纷称是。
宋应星又说：“然天下不可无商，商强不一定国强，商弱则必至国弱。前明一朝，商业之衰落，自万历年间而始。朝野上下，对商人予取予夺，甚至无端征税而拘禁商人家属。商人受此盘剥，家破人亡者多矣。因而货物流转不便，城市物价日增，最终苦的还是百姓。”
大明一朝，万历年间商业达到极盛，万历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一方面是美洲白银输入减少，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当人。从皇帝到地方官，再到后来的武将、流寇，没钱了就找商人索取，大明的商业远远不如嘉靖年间。
与此同时，大商人跟权贵勾结，可以转嫁损失到小民头上，甚至还权钱交易变得更加富有。而中小商人，破产者无数。
吴应箕已经升任为户部尚书，他接着说：“宋殿阁所言极是，无农不稳，无工不兴，无商不富。荀子把天下人，分为士农工商四类。农以力尽田，贾以察尽财，百工以巧尽器械，若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则江山永固、国富民强也。”
钱谦益突然冒出来：“此义利之辩也。子曰，富与贵，人之所欲也。贫与，人之所恶也。人人追求富贵，百业之中，唯经商可至暴富。若都去经商，谁来种地耕田？因此，必须重农抑商。于商人而言，当以义取利，不可谋不义之财。得利之后，商人也应当博施济众，如此则义利兼得也。”
除了宋应星说得稍微靠谱，其余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！
赵瀚问道：“钱博士所言，是要用仁义道德去约束商人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