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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瀚说道：“我今日读朱子的著作，读到一篇《答范伯崇》。朱子说，盖民但可使由之耳，至于知之，必待其自觉，非可使也……使之知，则知之则必不至，至者亦过矣，而与不及者无以异。”
朱熹在文章里说：能让百姓执行法令就行了，至于让他们懂得道理，要靠百姓自觉，不能官府去强迫。只知道怎么做，不知道为何这样做，并不妨碍百姓领悟道理。等到百姓自己领悟了，那当然就最好。先让百姓知道怎么做，再让百姓自己领悟为何这样做，是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。强行让百姓理解，百姓可能永远无法理解，就算理解了也会偏颇，跟不理解没啥区别。
“然也！”
钱谦益和张溥同时说道，他们不同的理解，竟然在朱熹这段话里殊途同归。
钱谦益说：“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，防的是宵小之辈。若能自己知其所以然，自行领悟道理，此辈必为君子。”
“胡说八道，”张溥怒斥，“不能理解道理便是小人，世间小人何其多也？”
钱谦益辩驳道：“我没说不能理解道理的是小人，而是说要防止小人胡乱理解道理，甚至是故意歪曲道理。”
虽然还有争执，但朱熹的《答范伯崇》，已经统一了众臣对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理解。
可是，这不是赵瀚需要的。
赵瀚笑着说：“朕对这句话的理解，跟朱子大致相同，但又略有一些差异。”
